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新挑战
关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已有相关战略研判。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一方面，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另一方面，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2023年，新发展格局加速落地，新旧动能交接完毕，发展动能会逐步提升，供给侧制约因素逐渐缓和。此外，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循环模式再次进入重构期、地缘政治风险频发。面对这些变局，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少面临以下几点新挑战：
疫情防控新阶段经济复苏的基础仍不牢固。2023年1月8日起，我国对新冠病毒感染实行“乙类乙管”，取消入境人员全员核酸检测和集中隔离等要求，但病毒传播的发展走向及其防控政策优化调整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经济复苏进程。西方国家疫情防控全面放开后，进入了新产品周期和供应商调整周期，我国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将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我国疫情防控模式调整过程必将引致经济社会运行逻辑转变的磨合成本。这些内外冲击都可能使新阶段的中国经济复苏和高质量发展面临高度不确定性。
世界经济进入“三低三高”大调整期，国际地缘政治风险上升。预计世界经济将进入以低增长、低贸易、低投资，高债务、高通胀、高风险为主要特征的大调整期，加剧地缘政治风险。“三低三高”大调整期的表面原因是全球化红利消失，更深层次原因是世界各国的经济循环模式又一次进入重构期，将从市场竞争再次回归国家竞争。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可能会逐步走向更为灵活的“罗斯福新政”模式，政府作用进一步加强，突出军事和民用基础设施投资，追求高科技竞争。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国的对外贸易、对外投资乃至总体国家安全都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国际地缘政治形势。
国内经济进入结构转换和动能转换的“双转换期”，宏观经济政策难以快速调整。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赖房地产投资和出口贸易，受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老五化”推动，但目前情形发生了根本变化。房地产行业拐点初现，存量住房的消化压力很大，平稳健康发展面临压力。受疫情冲击、乌克兰危机、全球经济衰退以及更深层次的国际产业链价值链重构等因素影响，出口贸易也萎靡不振。在此背景下，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此外，我国经济在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过程中，“新五化”应运而生：一是由消费升级、分层与下沉所带来的中产化。二是由科技创新与产业现代化所驱动的数智化。三是由“双碳”目标倒逼结构调整所要求的减碳化。四是由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并举所形成的城乡一体化。五是与人口转型释放人力资本红利相伴随的老龄化。“新五化”已经逐步替代“老五化”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和新动能。在这个双转换期，总需求不足的挑战将更加尖锐，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要据此快速调整，在结构性政策与总量性政策、逆周期政策与跨周期政策之间找到新的平衡。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任务
挑战和机遇并存。展望未来，我国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非常丰富，本文拟重点谈三项主要任务——“数实共生”、消费新双极和结构性减碳。
“数实共生”赋能数智时代高质量发展
过去十年，我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特别是数字经济与商业模式为主的诸多结合领域，实现了对发达国家的“弯道超车”，数字经济与商业模式的创新融合成为支撑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国数字经济与商业模式在诸多领域的结合发展由于程度不等地存在“数字泡沫”现象，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效应已接近“天花板”，若想让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更加持续的支撑作用，就必须实施数字经济与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深度融合发展模式，即“数实共生”。
“数实共生”的发展理念是将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一体化发展。二者的协同效应体现在：数字技术有助于改善用户体验，促进企业转型，优化产业结构，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与此同时，实体经济的应用需求也为数字技术带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两者相互促进产生的倍增效应、乘数效应将极大推动经济发展速度和规模扩张，进入良性发展阶段。数字经济助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仅体现在数字经济与商业模式等应用场景的融合，更应该体现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与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深度融合领域，体现在“软科技”和“硬科技”深度融合。只有如此，才能构成支撑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生型动力机制。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由此可见，我国已明确要将数字经济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新动能，也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厘清了方向。
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时期，发展重心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注重规模经济转变为注重质量效益。因此，运用数字化技术发展数字经济，注重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并以实体经济为基础，将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进行深度融合，以此来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数实共生”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能够为中国经济的提速换挡和转型升级提供更加可靠的保障，为提升经济运行效率注入数字新动力。“数实共生”需要国家层面、产业层面、企业层面、个人层面协同推进。
从国家层面看，“数实共生”就是推动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共同发展，不断夯实数字产业化基础，加速产业数字化步伐，全面建设新基建，提升整体经济运行效率与质量。新基建是实现“数实共生”的基本保障，将创造巨大的市场空间，加速传统产业数字化升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国家发改委于2020年给出定义：新型基础设施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三大类。
从产业层面看，“数实共生”就是推动形成数字化产业链。传统产业通过数字技术改进设计、研发、生产、制造、物流、销售、服务，创造新业态、新模式，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创新升级。“数实共生”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一是通过赋智、提质、增值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直接推动资源产出效率提升，即“技术效应”；二是通过变革传统商业市场，为数字产业化提供市场空间，让资源实现新的更优配置，即“配置效应”。
从企业层面看，“数实共生”就是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体，数字经济时代，各个企业都会面对客户的新变化、技术的新架构、行业的新生态，要想持续生存与发展，就必须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包括但不限于洞察客户的能力、坚实的技术能力、强大的生态能力和智能化的组织能力。“数实共生”将为企业开辟新的发展空间，促使企业基于自身特色再造新业务和新业态，并从文化、客户、智能、运营、工作等五大方面加速转型升级，成为适应未来环境的生产和经营主体。
从个人层面看，“数实共生”将使个人的数字生活和现实生活无缝衔接，贯穿工作、生活、学习、社交、娱乐等各个方面，是以人为中心的数字化的真实体现。随着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发展，用户的身份将更加多元，应用场景也更加丰富。未来碎片化的时间和空间，都有望被数字技术更有效地重新连接、分割与整合，按用户需求及时组合而成数字化的场景、商品与服务，使得人、科技与社会更好地协同发展。
消费“新双极”与城乡消费协同驱动国内大循环
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消费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相关数据显示，近10年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接近60%，是我国经济中长期发展最重要的基本盘和基本面。《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明确强调，“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是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是促进我国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战略决策。”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当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既有供给侧，也有需求侧。需求侧的问题主要是消费需求存在总量不足和结构不合理。供给侧的问题主要是结构不适配。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扩大国内需求，需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通过挖掘需求潜力、促进需求升级来优化产业结构，增加高端产品供应、减少过剩产能，以创新驱动和高质量供给引导创造新需求。在这方面，未来的重点任务是积极适应和利用消费群体双极化趋势，推动城乡消费协同，驱动国内大循环。
数字原生代与银发群体的消费频率与消费量级将不断加大，从而形成消费“新双极”。数字原生代是指大约出生于1980年至2000年间在数字科技背景下孕育成长的新时代公民。他们从出生起就身处数字化科技环境中，具备与生俱来的数字原生能力，对科技类产品与服务展现出极强的开放性与适应性，形成了与上代人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和消费观，由此中国数字化科技兴起改变了数字原生代的消费方式。根据消费心理学，人们在少年时代形成的消费内容与偏好将伴随其一生。因此，未来随着数字原生代消费者逐步成长为消费主力，他们在拥有较为宽裕的可支配资金时，将更持续偏好科技类、娱乐类的产品与服务，数字原生代将成为消费群体的“一极”。
消费群体的另一极是老龄人口，即银发群体。相关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4%以上。银发群体成为消费市场的重要人群，老龄化消费或将成为未来中国消费增长和消费升级的重要驱动力。2021年12月，国务院印发《“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明确把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列为总体要求的基本原则，并提出具体措施。随着劳动人口红利逐渐消退，中国社会老龄化程度会不断加深，这也将给银发经济带来新的机遇。医疗健康、保健养老、家政服务、金融理财等相关的产品与服务在银发群体内的消费占比会逐步提升，促进相关产业的生产、供给和消费，从而助推社会产业升级，形成新的经济发展动能。
从地域方面看，以电商为代表的数字化服务向低线城市下沉将促进城乡消费协同。2022年，《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指出，要大力发展绿色消费，充分挖掘县乡消费潜力，推进消费平台健康持续发展，进一步夯实消费高质量发展基础。低线城市与乡村作为下沉市场，在我国消费版图中逐渐崛起，具备较大的发展潜力，将成为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重要引擎。但其用户数量多、范围大、分布散的固有属性导致了其服务成本相对较高，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消费潜力释放。因此，要完善低线城市和乡村的商业体系，加强数字化平台的赋能作用，优化农村消费供给，进一步促进下沉市场消费潜力释放。2022年，虽然我国经济因受疫情冲击而中枢下行，但三四线及以下城市与乡村的居民消费能力并没有下滑。城市需求和乡村供给匹配助力城乡要素和产品双向流动，形成与一线城市协同的城乡二元消费新格局。
“双碳”目标倒逼结构减碳化
实现“双碳”目标，是我国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将促进经济社会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时间紧、幅度大、困难多、任务异常艰巨。尽快达峰和长期快速减排可以有效限制二氧化碳累积排放量；越晚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所需要的非二氧化碳类温室气体减排幅度就越大，更深层次的社会、经济和能源系统转型也就会相应延迟，从而使我国2060年实现碳中和面临巨大挑战。
在碳排放自主贡献目标下，我国需要逐步压缩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行业占经济的比重，倒逼经济、产业、能源结构转型升级，加强绿色技术创新，从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转变，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最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关于碳减排路径，可通过资源增效减碳、能源结构降碳、工业过程脱碳、地质空间存碳、生态系统固碳和市场机制融碳等多种路径实现双碳目标。结构性减碳又是重中之重，“双碳”目标倒逼结构性减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能源结构绿色转型。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深层次问题是能源问题，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是实现“双碳”目标的主导方向。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速实现“双碳”目标和有效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但长期以来，我国能源资源禀赋被概括为“一煤独大”，呈“富煤贫油少气”的特征，严重制约减排进程。因此，构建清洁低碳高效安全的能源生产和消费体系是必然趋势。
二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和基础。“双碳”背景下，亟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由于我国经济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仍将保持中高速增长，城镇化进程还在继续推进，因此，如何进一步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有效压减高耗能工业产品需求，建成以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为主要特征的现代产业体系，是我国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工作和重大挑战。此外，由于我国地区间资源禀赋与发展情况迥异，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不能一刀切，需要充分考虑本地实际，推动区域经济和产业协调发展。
三是市场结构合理化。科学合理的碳定价机制有助于推动实现双碳目标。碳定价在执行层面主要包括碳税和碳交易机制两种形式。碳税是政府通过税收直接确定碳价格，以弥补碳的市场价格缺失。碳交易机制是建立一个碳交易市场，在政策设定的排放总量限制下由参与市场的交易主体形成均衡价格。两者各具优势和劣势，如果政策设计得当，都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碳定价是应对气候变化影响，解决负外部性问题进而纠正市场失灵的一种手段，从根本上改变当前人们将排放空间视为公共物品的错误认知，给予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市场属性，刺激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给经济增长注入新的低碳动力，被认为是应对气候变化最主要的市场化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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