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是我国经济的根基所在。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以制造业为重点的实体经济的发展。发展实体经济，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推进制造业高端化，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面对国内外环境深刻复杂变化，关键在于抓住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趋势，以高端制造为导向，以结构性改革为突破，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推动工业化后期产业结构转型
我国进入工业化后期新发展阶段。现代化是基于工业化的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历史性过程。它既是基于劳动生产率提升的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更是与工业化进程相适应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环境等制度安排的结果。也就是说，推进现代化进程，在相当大程度上也是推进工业化的进程。经过改革开放45年的发展，我国总体上已经从工业化初期进入工业化后期。例如，2022年，我国人均GDP达到85698元人民币，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到12741美元；三次产业增加值占比分别为7.3%、39.9%和52.8%；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27.7%；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5.22%。
当前，制造业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第一大支柱产业。在世界500种主要工业品中，我国有超过四成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位。65家制造业企业入围2022年世界500强企业榜单，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7万多家。按照国民经济统计分类，我国制造业有31个大类179个中类609个小类，拥有全球产业门类最齐全、产业体系最完整的制造业。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不仅成为我国应对外部变化与外部风险的主要基础，也是我国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坚实保障。
我国工业化进程仍是进行时，先进制造业仍是实体经济的根基所在。未来5至10年，是我国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关键时期。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取得明显进展，但同时也面临矛盾与挑战。从自身看，“大而不强、全而不强”的挑战比较突出，在产品研发设计、高端生产装备、先进工艺设计、先进基础材料、高端品牌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短板。比如，无论在工业控制还是工业软件领域，我国同发达国家相比都有明显差距。此外，随着地缘政治格局的深刻复杂变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布局正在加速重构，区域化和本土化趋势明显，产业脱钩压力加大。这需要更加清醒地把握自身在全球“三链”中的位置，并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转型进程。
以高端制造为导向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基础。“十四五”规划提出，坚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增强制造业竞争优势，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的制造业门类非常齐全，现在要努力的，就是全面提升，过去的中低端要向上走，布局高端。高质量发展就要体现在这里。任何时候中国都不能缺少制造业。这就需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趋势，形成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形成服务型经济的新形态，形成数字经济的新优势，由此奠定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
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
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的趋势明显。产业结构转型的坚实基础在于自身消费结构的升级趋势。从消费结构转型趋势看，2013年至2021年，我国居民服务型消费支出占比由39.7%提升至44.2%，年均提升约0.56个百分点。2022年，虽然服务型消费受到疫情严重冲击，占比为43.2%，略有下降，但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没有发生变化。消费结构的升级，形成了引领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动力。这些年，我国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涌现了一批典型案例。比如，截至今年年初，全球有132家“灯塔工厂”，其中50家在中国，居全球首位。
提升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广度与深度。一是分产业推动。针对制造业，力推生产性服务业融入中高端生产，促进制造业产业升级；针对生产性服务业，基于产业体量和产业质量的差距，着力于激发产业活力、加快生产服务类技术要素积累。二是分类别推动。加快发展技术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在制造业中，劳动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对技术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短板更为显著；在生产性服务业中，技术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依赖偏高，且产值差距更为显著。三是分重点推动。在新技术革命推动下，数字化和智能化是产业融合的重点，应聚焦优势资源，引导企业和社会资本投入，以实现向新一轮全球高端产业和价值链中的高端环节攀升。
依托数字化趋势，提速制造业的数字化发展。过去几年，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较快。例如，2017年到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从27.2万亿增至45.5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13.6%，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32.9%提升至39.8%。数字经济在第二产业的渗透率，从2016年的16.8%提升到2020年的21%。下一步，一方面需要加快数字经济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争取到2025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0%。另一方面，也需要明显提升数字经济产业渗透率，推动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基本形成智能制造格局。以工艺、装备为核心，以数据为基础，依托制造单元、车间、工厂、供应链等载体，构建虚实融合、知识驱动、动态优化、安全高效、绿色低碳的智能制造系统，推动制造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网络化协同、智能化变革。
以深化结构性改革形成产业转型升级动力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触及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比如，推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涉及科技体制改革，需要以科技进步突破“卡脖子”的挑战；同时也涉及教育体制的改革，尤其是职业教育体制。再比如，当前唯学历、唯文凭等用人现象还普遍存在，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毕业生的社会地位和收入水平还较低，导致职业教育发展滞后，进而导致企业“技工荒”。这就需要深化职业教育体制改革，推动职业教育由“层次型”向“类别型”转型，着力打破职业教育的“天花板”，深化职普融通，实现职业技术教育与普通教育双向互认、纵向流动，建设一批高水平职业技术院校和专业，为打造制造强国培育更多应用型高技能人才。
以深化结构性改革打破产业转型升级的结构性矛盾与掣肘。一是推动数据要素配置的市场化进程。比如，适应“开源、上云、跨境”的趋势，加快完善数据确权的机制安排，尽快建立数据定价机制，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有序推进数据跨境流动，以此提升数据要素配置效率，提升数字赋能的水平和深度。二是打破服务业领域的垄断。在自然垄断环节与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实行政府定价；对竞争性环节的服务业，政府全面放开价格控制，引入竞争机制，实行企业自主定价。三是进一步优化“两业融合”的结构性政策。比如，引导创新资源向科技型中小企业集聚，扩大面向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服务供给，加强金融资本市场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支持。加强专精特新企业新品首制首试首用保障。鼓励保险公司加强产品创新，为重大技术创新产品的首制首购首用提供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保险服务。加快制定智能装备、新材料、工业软件、网络安全和信创、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新产品首试首用激励政策。
以高水平开放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进程。产业转型升级离不开高水平开放，离不开开放创新的大环境。一是要推进制造业的高水平开放。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鼓励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通过更大的市场开放增强外资预期，提高引进外资积极性，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加大对节能环保、生物医药、航空航天、海洋工程装备、智能制造装备等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外资的引入力度。整合政府、企业、金融、中介服务机构等信息资源，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搭建外资数据平台，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精准信息支持与服务。二是要推动服务业高水平对外开放。比如，明显降低服务贸易限制指数。根据OECD发布的2021年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TRI），近年来，我国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TRI）与过去几年相比已逐步下降，但仍相对较高。再比如，尽快出台全国版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提升负面清单透明度。三是深化科技创新国际合作。科技合作是制造业与先进服务业融合的重要动力。 在外部形势深刻复杂变化的大背景下，要积极探索国际科技合作新模式，推动科技领域对外开放进程。比如，开展创新要素跨境便利流动试点，发展离岸创新创业，探索推动外籍科学家领衔承担政府支持科技项目。大力发展技术贸易，促进技术进口来源多元化，扩大技术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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