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国际金融理论是马克思金融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由国际价值理论、世界货币理论和汇兑率理论等内容构成。这些理论既深刻揭示了当时国际经济运行中的金融机理，也揭示了国际金融发展和金融运作中的重要理论和主要机制，为国际经济学、国际金融学等学科的发展奠立重要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国际金融理论对我们深刻认识和把握国际金融的实质、运行规律和操作路径，对中国加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政策选择和战略重心选择等均具有指导意义。
马克思的国际金融理论集中阐发于《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和第二十章、《资本论》第三卷第三十五章，同时，在《资本论》的其他章节、《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至四十九卷和《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等论著中也有许多分述，内涵丰富深刻，涉及面广泛，有着一系列经典之论。恩格斯是马克思的亲密战友和革命同伴，对马克思的国际金融理论也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本文中，笔者就粗浅研读略谈点滴认识，以求教于各位同仁。
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国际价值论
国际上的各种经济活动（贸易、投资、金融等）形式多样、内在机制不同、价格表现各异，如何运用最基础的经济理论予以阐释并揭示它们的内在机理，是经济学家必须破解的难题。15世纪以后，尤其是18世纪至19世纪，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和英国古典经济学等曾以国际贸易为主要对象展开了一系列探讨，提出了贸易差额论（代表人物托马斯·孟）、自然秩序论（代表人物弗朗斯瓦·魁奈）、绝对优势论（代表人物亚当·斯密）、比较利益论（代表人物大卫·李嘉图）、保护贸易论（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和相互需求论（代表人物约翰·穆勒）等，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和有益之论。但这些认识大多从国际经济活动的表层现象展开分析，缺乏与劳动价值论的内在连接，由此，难以从根本上确立国际经济活动的价值基础。马克思将劳动价值论贯彻到国际经济领域，创立了国际价值理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从质和量两个方面阐释了劳动创造价值的内涵。他认为，抽象劳动创造价值，是一般人类劳动凝结为价值的过程，它反映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马克思指出，商品“就使用价值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质，就价值量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量”。价值量直接涉及商品生产者的切身利益，因此，对他们而言价值量大小有着决定性意义。马克思认为，商品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界定涉及有机关联的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在生产同种商品的过程中，一国中不同企业的生产条件（包括生产条件的质量、规模、流程、结构和组织等，下同）差异甚大，不同国家间各家企业的生产条件差异更大，因此，在市场经济中如何确定“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同时，确定“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有何意义（例如，对价值量的影响），成为市场机制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二是“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无论对一国来说还是对不同国家来说，在同一产业部门内各家企业的劳动者熟练程度是各不相同的，不仅将引致耗费相同的劳动时间所创造的价值量不同，而且可能引致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即质量）的差异，由此，如何克服劳动熟练程度不同的差异，是市场机制中必须破解的难题。三是“社会平均的劳动强度”。无论对一国来说还是对不同国家来说，在同一产业部门内各家企业的劳动者劳动强度各不相同，它既可能引致耗费相同的劳动时间所创造的价值量不同，也可能引致在相同的劳动时间内创造的使用价值数量差别，由此，克服劳动强度的差异也是市场机制中必须破解的难题。四是“制造某种使用价值”。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制造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无论在一国内还是在不同国家，同一产业部门的各家企业所制造的同种使用价值，在性能、规格、款式、便捷程度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多细微的差别，这些差别是由具体劳动引致的，但也反映着耗费的抽象劳动数量的差别。五是“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由于“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尺度”，由此，可能引致有人认为：“既然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一个人越懒，越不熟练，他的商品就越有价值，因为他制造商品需要花费的时间越多”，由此，市场机制必须能够界定生产单位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国际贸易从地理和主权角度看是两国（或两国以上）之间的商品交易活动，这决定了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空间必然将突破了一国的界限。马克思将劳动价值论贯彻到国际经济领域，创立了国际价值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劳动强度的国际化。马克思指出：“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中等的劳动强度，在这个强度以下的劳动，在生产一种商品时所耗费的时间要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以，不能算作正常质量的劳动。在一个国家内，只有超过国民平均水平的强度，才会改变单纯按劳动的持续时间进行的价值计量。在以各个国家作为组成部分的世界市场上，情形就不同了。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因此，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从而表现为更多的货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劳动强度并不直接以人们生理学上意义的耗费计量，通常与生产效率的高低相连接，因此，“价值规律在其国际范围的应用，还会由于下述情况而发生更大的变化：只要生产效率较高的国家没有因竞争而被迫把它们的商品的出售价格降低到和商品的价值相等的程度，生产效率较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也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马克思关于劳动强度的这些论述，在原理上也适用于世界市场上的“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第二，国际价值的形成。在世界市场上各国生产同种商品的现有生产条件不同、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平均的劳动强度不同，由此，生产同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的规律在世界市场上的贯彻，客观上要求有着同一标准，将这些价值差异转化为价格差异，由此，国际价值自然形成。对此，马克思指出：“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那里的国民劳动的强度和生产率越高，就越超出国际水平。因此，不同国家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不同量，有着不同的国际价值，从而表现为不同的价格，即表现为按各自的国际价值而不同的货币额。所以，货币的相对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较发达的国家里，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太发达的国家里要小”。换句换说，同种商品的价值（从而价格），在生产率较高的国家要低于生产率较低的国家。“产业资本家总是面对着世界市场，并且把他自己的成本价格不仅同国内的市场价格相比较，而且同全世界的市场价格相比较，同时必须经常这样做”，因此，他们通常有着国际眼光，必然从可介入世界市场中选择自己产品的销售之地，为自己的产品找到一个最满意的销售价格。这从实践角度推进了国际价值的形成。第三，发达国家的利润率较高。在阶梯式国际价值格局中，发达国家的企业将商品卖到发展中国家可获得较高的利润率。对此，马克思的解释是，“投在对外贸易上的资本能提供较高的利润率，首先因为这里是和生产条件较为不利的其他国家所生产的商品进行竞争，所以，比较发达的国家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自己的商品，虽然比它的竞争国卖得便宜。在这里，只要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劳动在这里作为比重较高的劳动来实现，利润率就会提高，因为这种劳动没有被作为质量较高的劳动来支付报酬，却被作为质量较高的劳动来出售。对有商品输入和输出的国家来说，同样的情况也都可能发生；就是说，这种国家所付出的实物形式的对象化劳动多于它所得到的，但是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产的更便宜。这好比一个工厂主采用了一种尚未普遍采取的新发明，他卖得比他的竞争者便宜，但仍然高于他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出售，就是说，他把他所使用的劳动的特别高的生产力作为剩余劳动来使用。因此，他实现了一个超额利润”。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与其劳动价值论一脉相承。从理论上说，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的定律在空间上扩展开来，本来可以比较容易地得出国际市场（或世界市场，下同）中的同一价值理论（这要比凯恩斯【Keynes，1923】提出的“利率平价”早56年，比货币主义创始人弗里德曼【Friedman，1953】提出的“一价定律”早86年），但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却强调，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表现为“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因此，并无国际市场同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就不存在同一的价值量。其中视角的根本差别，不在于生产条件、劳动熟练程度和强度等的差异（因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中已经包含了对这些差异的均等化机制），而在于国家的主权机制限制了这些差异通过市场机制的均等化。换句话说，价格（包括商品价格、工资、利率、地租和汇率等）机制直接关系着一国的经济利益和一国内各个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因此，每个国家都必然从本国经济发展、产业进步、市场供求、居民生活水平等角度充分考虑运用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甚至军事手段等来保护本国经济的独立性，由此，也就限制了各国之间（从而国际市场）形成同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的定律，即把这一定律限定在了一国范围内。另一方面，从地理角度看，当今世界并不存在离开各个国家版图范围的一个公共空间内的国际商品交易市场，所谓的国际市场均为主权国家范围内的商品交易市场，由此，一国商品进入另一国的交易市场，需要遵守商品输入国的法律规定和财税规定（包括关税、财务制度等），这在客观上要求输入的商品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应按照输入国的标准重新界定，这决定了经济较发达国家的商品输出到经济较不发达国家以后，前者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将折算为数量较大的后者；同理，一国较先进的产业部门所生产的商品在输出到该产业部门较落后的国家时，也将发生价值量在折算中增大的现象。在现实中，这种价值量折算中的增大时常用“高附加值”予以表述。
在国际价值理论基础上，马克思展开了他的世界货币理论和汇兑率理论的分析。
建立在货币理论基础上的世界货币论
货币是商品交易的媒介。有商品交易就有货币，由此，有国际贸易也就有与它相对应的交易媒介——世界货币（或国际货币，下同）。马克思说道，“只有对外贸易，只有市场发展为世界市场，才使货币发展为世界货币”。与国内货币相比，世界货币并非是货币功能在国际空间范围的简单扩展。马克思指出，“作为世界货币，一国货币就抛弃了它的地方性；一国货币可以用另一国的货币来表现，因此，所有的货币都还原为它们的金或银的含量；同时，金和银这两种商品作为世界货币来流通时，又要归结为它们相互之间的不断变动的价值比率”。显然，世界货币是在国际经济交易中使用的货币，它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以贵金属为信用基础。在马克思所处的年代，贵金属（金或银，下同）是信用货币的基础，信用货币发行必须有充分的贵金属准备。但“货币一越出国内流通领域，便失去了在这一领域内获得的价格标准、铸币、辅币和价值符号等地方形式，又恢复原来的贵金属块的形式”。因此，在国际领域，货币脱去了它的国别特色，恢复到了它的本来面目，“货币的存在方式与货币的概念相适合了”。第二，货币的多元性。马克思指出，“在国内流通领域内，只能有一种商品充当价值尺度，从而充当货币。在世界市场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双重价值尺度，即金和银”。从历史现象上看，双重价值尺度的形成主要是由当时的主要发达国家在实施货币本位制中选择的载体不同所致，英国选择的是金本位，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选择的是银本位，还有一些国家选择的复本位，即金和银均为本位货币。但从更深层的机理上看，这种双重价值尺度或多元货币格局的形成是由市场机制决定的，即它给予介入国际市场的各方参与者以充分的货币选择权，由此，迫使世界货币的稳值，便利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交易和市场发展，维护市场参与者的利益。第三，支付手段成为货币的主要职能。在一国的商品交易中，流通手段是货币的基础性职能，货币的其他职能是建立在这一职能之上的。但在世界市场中，情形发生了变化。马克思指出，“世界货币作为一般支付手段、一般购买手段和一般财富的绝对社会化身执行职能。它的最主要职能，是作为支付手段平衡国际贸易差额……金银充当国际购买手段，主要是在各国间通常的物质变换的平衡突然遭到破坏的时候。最后，它们充当财富的绝对社会化身是在这样的场合：不是要买或是要支付，而是要把财富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同时，商品市场的行情或者要达到的目的本身，不容许这种转移以商品形式实现”。显然，在世界市场中，货币作为购买手段和社会财富的职能发挥不是一种常态现象。世界货币的职能形成和发挥以世界市场的形成和运行为前提。在近代史中，国际贸易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快速发展而高歌猛进。马克思认为，由产业资本的本性所决定，国际贸易“是大机器工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他指出，“产业资本不论是作为货币资本还是作为商品资本的循环，是和各种极其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商品流通交错在一起的，只要这些生产方式同时是商品生产。不论商品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生产的产品，还是农民的产品（中国人，印度的佃农），还是公社的产品（荷属东印度），还是国家生产的产品（如在俄罗斯历史早期出现的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国家生产），还是半开化的狩猎民族的产品等等，它们都作为商品和货币，同表现产业资本的货币和商品相对立，既进入产业资本的循环，在剩余价值作为收入花掉时，也进入商品资本所包含的剩余价值的循环，也就是说，进入商品资本的两个流通部门。作为它们来源的生产过程的性质如何是没有关系的；它们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执行职能，作为商品进入产业资本的循环和商品资本所包含的剩余价值的流通。因此，商品来源的全面性，市场作为世界市场而存在，是产业资本流通过程的特点。以上就外国商品而言的，也同样适用于外国货币。正像商品资本对外国货币只是执行商品职能一样，外国货币对商品资本也只是执行货币职能；在这里，货币是执行世界货币的职能”。随着资本的触角伸向世界各个角落，商品交易遍布全球，世界货币的职能也就得到了发挥和扩展。可以说，一切影响世界市场拓展的因素，也都有着影响世界货币功能扩展的作用。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交通通讯。在国际贸易中信息和商品流通时间是影响效率和风险的重要变量。马克思指出，“缩短流通时间的主要方法是改进交通。近50年来，交通方面已经发生了革命，只有18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才能与这一革命相比。在陆地上，碎石路已经被铁路排挤到次要地位，在海上，缓慢的不定期的帆船已经被快捷的定期的轮船航线排挤到次要地位。并且整个地球布满了电报线。苏伊士运河才真正开辟了通往东亚和澳洲的轮船交通。1847年，运往东亚的商品的流通时间，至少还需要12个月，现在已经减少到12个星期左右……全世界贸易的周转时间，都已经按相同的程度缩短，参加世界贸易的资本的活动能力，已经增加到两倍或三倍多”。恩格斯对此补充道，“由于交通工具的惊人发展，——远洋轮船、铁路、电报、苏伊士运河，——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除了以前垄断工业的英国，现在又出现了一系列的同它竞争的工业国家；欧洲的过剩资本，在世界各地开辟了无限广阔和多种多样的投资领域，所以资本比以前分散的更加广泛，并且地方性的过度投机也比较容易克服了”。一方面是国际信用体系。国际贸易客观上要求有着国际信用体系与其相适应。马克思说道，“货币经营业，即经营货币商品的商业，首先是从国际交易中发展起来的。自从各国有不同的铸币以来，在外国办货的商人，就得把本国铸币换成当地铸币和把当地铸币换成本国铸币；或者把不同的铸币同作为世界货币的、未铸币的纯银或纯金相交换。由此就产生了兑换业，它应被看作是近代货币经营业的自然发生的基础之一。汇兑银行就是从兑换业发展而来的。在汇兑银行中，银（或金）与通用的铸币不同，是作为世界货币——而现在是作为银行货币或商业货币——执行职能的”。“随着商业和只是着眼于流通而进行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信用制度的这个自然基础也在扩大、普遍化和发展。大体说来，货币在这里只是充当支付手段，也就是说，商品不是为了取得货币而卖，而是为了取得定期支付的凭据而卖”。这种现象在国际贸易中更是常见。它意味着国际贸易的有效展开，离不开国际信用体系的支持。在实践的操作中，国际信用体系实际上有三个主要机制，既推进了生产的扩大，又推进了国际贸易的扩展。其一，商业信用。马克思说道，“我们首先分析商业信用，即从事再生产的资本家相互提供的信用。这是信用制度的基础。它的代表是汇票，是一种有一定支付期限的债券，是一种延期支付的证书。每一个人都一面提供信用，一面接受信用……如果这些汇票通过背书而在商人自己中间再作为支付手段来流通，由一个人转到另一个人，中间没有贴现，那就不过是债权由A到B的转移，而这绝对不会影响整个的联系。这里发生的只是人的变换。即使在这种场合，没有货币的介入，也照样可以进行结算”。在商业信用的基础上，“信用的数量和生产的价值量一起增长，信用的期限也会随着市场距离的增加而延长。在这里是相互影响的。生产过程的发展促使信用扩大，而信用又引起工商业活动的增长”。“就像生产者和商人的这种相互预付形成信用的真正基础一样，这种预付所用的流通工具，票据，也形成真正的信用货币如银行券等等的基础。真正的信用货币不是以货币流通（不管是金属货币还是国家货币）为基础，而是以票据流通为基础”。其二，银行信用。银行信用是由银行提供的信用，它的突出特点是存款和贷款的连接机制。“银行家把借贷货币资本大量集中在自己手中，以致与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相对立，不是单个的贷出者，而是作为所有贷出者的代表的银行家。银行家成了货币资本的总管理人。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为整个商业界而借款，他们也把借入者集中起来，与所有贷出者相对立。银行一方面代表货币资本的集中，贷出者的集中，另一方面代表借入者的集中”。在马克思所处年代的实践中，银行资金贷放“是通过票据的贴现——使票据在到期以前转化成货币——来进行的，是通过不同形式的贷款，即以个人信用为基础的直接贷款，以有息证券、国债券、各种股票作抵押的贷款，特别是以提单、栈单及其他各种证明商品所有权的凭证作抵押的贷款来进行的，是通过存款透支等来进行的”。银行通过贴现机制支持着商业信用的发展。马克思说道，“银行家资本的一部分，就是投在这种所谓的有息证券上。这本身是准备资本即不在实际银行业务上执行职能的资本的一部分。这些证券的最大部分，是汇票，即产业资本家或商人的支付凭据。对货币贷放者来说，这种汇票是有息证券；就是说，在他购买汇票时，会扣除汇票到期以前的利息。这就是所谓的贴现”。将贴现与汇票相连接，可以看出，“开出汇票是把商品转化为一种形式的信用货币，而汇票贴现只是把这种信用货币转化为另一种信用货币即银行券”。其三，以贵金属为载体的贮藏货币。马克思说道，“作为国际支付准备金而集中的贮藏货币的运动，就它本身来说，与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的运动无关。我曾经根据货币的性质阐明了贮藏货币的各种职能：它作为支付手段（国内已经到期的支付）的准备金的职能；作为流通手段的准备金的职能；最后，作为世界货币的准备金的职能”。在国际贸易中，以贵金属为代表的贮藏货币成为进行国际差额结算的最后支付工具，由此，此类贮藏货币的准备数量意味着国际支付能力的强弱从而国际信用能力的高低。这在经济危机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内在机理是，“在危机中，信用主义会突然转变为货币主义”，由此引致了贸易差额与支付差额的区别。“支付差额和贸易差额的区别在于：支付差额是一个必须在一定时间内结清的贸易差额。危机所做的，是把支付差额和贸易差额之间的差别压缩在一个短时间内；而在危机已经发生，因而支付期限已到的国家，又会有某些情况发展起来，这些情况本身会引起结算时期的这种缩短。首先是输出贵金属；然后抛售委托销售的商品；输出商品，以便抛售这些商品，或凭这些商品在国内取得贷款；提高利息率，宣布废止信用，使有价证券跌价，抛售外国有价证券，吸收外国资本投到这些已经贬值的有价证券上，最后是宣告破产，以抵偿大量债权。这时，还往往要把金属输到已经爆发危机的国家，因为向那里发出的汇票是没有保证的，因此最安全的办法是用金属支付”。显然，贵金属贮备是国际信用体系的基础性支撑机制。一方面是金融借贷和金融投资。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上的资金借贷、直接投资、证券投资等也快速发展，由此，推进了国际上的产业发展、贸易扩展。马克思指出，“国际信用制度常常隐藏着这个或那个国家原始积累的源泉之一。例如，由于没落的威尼斯以巨额货币贷给荷兰，威尼斯的劫掠制度的卑鄙行径就成为荷兰资本财富的这种隐蔽的基础。荷兰和英国的关系也是这样。在18世纪初，荷兰的工场手工业已经远远落后了，荷兰已不再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工商业国家。因此，荷兰在1701-1776年时期的主要营业之一就是贷放巨额资本，特别是贷给它的强大竞争者英国。现在英国和美国之间也有类似的情形。今天出现在美国的许多身世不明的资本，仅仅在昨天还是英国的资本化的儿童血液”。这种国际借贷加快了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的产业发展步伐，也增强了它们进入世界市场的竞争能力。
一方面是竞争与垄断。竞争与垄断是市场发展中的相生相克的伴生物。在国内市场中，竞争引致垄断，垄断加剧竞争。这一现象在国际市场中也存在，所不同的是，它加入了国家主权的机制，同时，竞争对手的实力也更加强大，即出现强强之间的国际竞争。马克思从原料生产（包括价格）的变化描述了竞争与垄断的内在联系。他指出，“如果由于这些原料价格的提高一方面引起了需求的减少，另一方面既引起了当地生产的扩大，又使人们从遥远的一向很少利用或者根本不利用的生产地区去取得供给，而这两方面加在一起使原料的供给超过需求（而且是在原来的高价下超过需求），以致这种高价现在发生暴跌，那么，由此产生的结果，要从各种不同角度来考察。原料价格的突然暴跌，会阻碍原料的再生产；因此，生产条件最有利的原出产国，会恢复它的垄断地位；这也许是受到一定限制的恢复，但毕竟是恢复。当然，一旦受到一定的刺激，原料的再生产会按扩大的规模进行，特别是在对这种生产或多或少占有垄断地位的国家”。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快速推进，世界市场中的垄断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1883年5月22日，恩格斯在写给奥古斯都·倍倍尔的信中说道，“现在，当美国、法国和德国开始打破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并由此像1847年以前那样又开始更迅速地出现生产过剩时，又产生了为期五年的中间危机”。第五，关税。在国际贸易中，关税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它一方面保护了经济落后国家（或国际竞争中的弱势国家）的民族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世界市场的扩展。马克思指出，“废除或减轻原料关税，对工业具有很大的意义。因此，让原料尽可能自由输入，已经成了发展得更合理的保护关税制度的重要原则。这一点和废除谷物关税一样，是英国自由贸易派的主要目标，他们也特别关心废除棉花关税”。一个重要成因是，“由封建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以及各国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的相应的工业战争，都取决于资本的加速发展，这种发展并不是沿着所谓自然的道路而是靠强制的手段来达到的。是让国民资本逐渐地、缓慢地转化为产业资本呢，还是通过以保护关税的形式主要向土地所有者、中小农民和手工业者征收赋税，通过加快剥夺独立的直接生产者，通过强制地加快资本的积累和积聚，总之，通过加快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来从时间上加快这种转化，那是有巨大差别的。这同时还会在自然国民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的和产业方式的利用上，造成重大的差别”。
受各国各自的主权机制制约，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的规律在一国范围内展开，这意味着各国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内涵在现有正常生产条件、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等方面存在着差别，由此，决定了各国之间的价值量在内涵上存在着差异，与此对应，货币含金量、价格的价值内含量等也存在差异。在国际贸易中，价格的价值内含量差别、货币含金量的差别就将转化为交易双方的货币比率的差别，以汇率方式显示出来。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中强调的“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就表现为汇率的阶梯。在贵金属货币时代，这种汇率阶梯以黄金等贵金属的汇兑比率形式表现出来，因此，有了汇兑率理论以揭示和解释其中的内在机理。在国际价值理论基础上，马克思的汇兑率理论着重分析了汇兑率变动的成因，推进了汇率决定理论的发展。它主要包含六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贵金属用于支付差额。马克思指出，“不管造成这种差额的是什么原因——纯粹商业的原因，国外投资，或国家在战争等等场合所做支出，只要由此会引起对外的现金支付”，就会引致外汇率的变化。对此，恩格斯进一步指出，“汇兑率是货币金属的国际运动的晴雨计。如果英国对德国的支付多于德国对英国的支付，马克的价格，以英镑表示，就会在伦敦上涨；英镑的价格，以马克表示，就会在汉堡和柏林下跌。如果英国多于德国的这个支付义务，比如说，不能由德国在英国的超额购买来恢复平衡，向德国签发的马克汇票的英镑价格，就必然会上涨到这样一点，那时不是用汇票来支付，而是由英国向德国输出金属——金币或金块——来支付就变得合算了。这就是典型的过程”。第二，一国货币贬值。马克思说，“不管是金属货币还是纸币都一样。在这里汇兑率的变化纯粹是名义上的。如果现在1镑只代表从前代表的货币的一半，那它就自然不会算作25法郎，而只算作12.5法郎了”，由此，英法两国间的外汇率就发生了变化。货币贬值在商品交易市场中表现为物价的上涨，鉴于此，可用物价上涨率指标予以度量。第三，金银两种贵金属的价值变动。马克思说：“如果一国用银，一国用金作货币，那么，在谈到这两国之间的汇兑率时，这种汇兑率就取决于这两种金属价值的相对变动，因为这种变动显然影响这两种金属的平价。例如1850年的汇兑率就是这样：它对英国来说是不利的，虽然那时英国的输出大大增加了。不过当时并没有发生金的外流。这是银价值和金价值相比突然提高的结果”。第四，利息率的变动。马克思指出,“利息率会影响汇兑率，汇兑率也会影响利息率，但汇兑率变动时，利息率可以不变，利息率变动时，汇兑率也可以不变”，因此，利率与汇率之间的变动走势依具体条件和因果路径的不同而不同。他一方面说道,“当英国货币大量过剩，利息率低落，有价证券的价格提高时，不利的汇兑率，甚至金的外流就可能发生”。另一方面，他也说道,“贵金属可以在生产缩减的同时大量流入。危机过去以后的那个时期的情况，就总是这样。在下一阶段，贵金属也可以从主要生产贵金属的国家流入；其他商品的输入，在这个时期通常由输出来平衡。在这两个阶段内，利息率是低的，并且只是慢慢地提高……这种低利息率，没有‘各种商品的大量储存’的任何影响，也到处可以得到说明。而这种影响又是怎样发生的呢？例如，棉花的价格低廉，使纺纱业者等等有可能获得高利润。可是利息率为什么低呢？当然不是因为借入的资本能够获得的利润高。而只是因为在当时情况下，对借贷资本的需求没有按这个利润增长的比例增长；就是说，只是因为借贷资本具有不同于产业资本的运动”。在修订《资本论》第三卷的过程中，恩格斯补充道，“影响汇兑率的是利息率，特别是与相互的汇兑率有关的那两个国家之间的现行利息率的比例……资本的过剩，首先是各种商品（包括贵金属在内）的过剩，也对利息率的决定影响……这个资本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向另一个国家的转移，就必然会在两国按相反的方向改变利息率，而这样一来，下一步也就改变两国之间的汇兑率”。第五，对外投资。马克思指出，“不言而喻，为了在印度建筑铁路而投入的上千万镑，不管是用贵金属还是用铁轨输往印度，都只是同量资本从一国向另一国转移的不同形式；而且，这样一种转移不会进入普通的商业计算，对于这种转移，输出国除了期待以后每年由这些铁路的营业进款中得到收入外，不会期望得到任何其他的收入。如果这种输出是以贵金属的形式进行的，那就虽然不是在一切情况下，至少在以前所说的情况下，一定会直接影响贵金属输出国的货币市场，从而影响其利息率，因为这是贵金属，而贵金属直接是借贷的货币资本，是整个货币制度的基础。它也会直接影响汇兑率。贵金属被输出，只是因为伦敦货币市场上供给的、例如对印度签发的汇票不能满足对这种额外汇款的需求，并且只是以此为限。这就是说，对向印度签发的汇票的需求超过供给，汇兑率因此暂时变得对英国不利，这并不是因为英国对印度负有债务，而是因为它要把异常大的金额输送到印度去。如果这样向印度输出贵金属的现象持续下去，就会使印度对英国商品的需求增加，因为它间接增加印度对欧洲商品的消费能力。如果资本是用铁轨等等形式输出，就不会对汇兑率发生任何影响，因为印度用不着对此付款。由于同一原因，它也不应该对货币市场发生影响”。第六，体制变化。针对当时（尤其是1844年银行法实施以后）的英格兰银行与英国其他银行之间的业务体制状况，马克思指出，“撇开通货理论不说，把银行划分为两个部以及强制规定苏格兰和爱尔兰各银行必须为超过定额所发行的银行券保持金准备，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这样就使一国的金属贮藏分散，削弱了它纠正不利的汇兑率的能力”，这不利于平抑汇兑率的变动。“事实是，1844年的法令才第一次在1857年使苏格兰各银行发生了一次挤兑的风潮。新的银行立法也没有把金向国外的流出和在国内的流出加以区别，虽然二者的作用显然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市场利息率不断发生激烈的变动”。
进入20世纪以后，信用货币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货币，尤其是，1971年8月15日，美国单方面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更是使得国际货币脱离了曾赖以支撑的黄金基础，由此，各国之间的货币比率成为各国信用货币之间的比率。另一方面，随着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等经济关系的复杂化，汇率决定机制也更加复杂。尽管如此，马克思所揭示的汇兑率决定理论依然没有过时，其中国际价值变动、物价变动、利率变动、体制机制因素等依然是决定汇率水平和汇率走势的基础性变量。
马克思国际金融理论的实践价值
100多年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经济金融的发展格局、内容、趋势等已发生很大的变化，但马克思有关国际金融的基本理论依然没有过时，不论对中国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等实践的推进，还是对研讨和把握国际市场交易价格形成机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重心和国际汇率变动趋势，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一）以国际价值论为指导推进中国产业向国际高端扩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工作的主基调。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此后，从安排2016年经济工作开始，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政策抓手。202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对中国经济而言，供给侧的短板，既存在于国内经济结构中，也存在于对外经济结构中。补足这些短板，成为中国“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一段时间内推动经济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所在。7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不仅建立了全球门类最为齐全的工业体系，而且在诸多科技领域中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一些方面甚至已处于并跑或领跑的地位。但也应清醒地看到，我们在各主要经济部门中运用现代科技成果而取得的这些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后发优势的红利，然而，发达国家是不可能将它们第一流的关键性核心技术出售（或以技术合作等路径）给其他国家以培养在国际高端市场的竞争对手的。由此，要得到这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性核心技术必须靠中国自己的开发创新。我国面对的“卡脖子”关键性核心技术仅在电子信息技术领域就至少包括芯片制造（尤其是EUV光刻机）、真空蒸镀机、航空发动机安放舱室、新能源汽车燃料电池内部电极和关键制造材料、智能操作系统、高速光芯片和电芯片、航天航空设计软件、高性能显示器ITO靶材。其中，仅芯片一项2019年的进口额就高达3040美元，占当年进口总额20768.9亿美元的14.63%，是中国的第一大进口品。在由美国挑起的中美经济冲突中，这些“卡脖子”的关键性核心技术正在成为美国霸凌的重要工具。因此，期望美国（或他国）将这些关键性核心技术卖给中国，是不切实际的。正确的选择是，加快这些关键性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缩小乃至消除我们与发达国家在这些方面的差距，提高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打破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这些方面的垄断。2020年9月11日，在科学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推动国内大循环，必须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水平，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科技创新是关键。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也需要科技实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从一国范围看，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各个构成要素中，“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具有决定性意义，“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是围绕这一生产条件而展开的，同时，它是“制造某种使用价值”的生产力基础。生产条件主要由劳动对象、劳动手段和组织管理等要素有机组成。当今高新技术既体现在劳动对象（如新材料、信息技术开发和生物技术等）上，也体现在劳动手段（如高新技术设备、生产信息技术产品的尖端设备等）上，还体现在组织管理（如新工艺、产业链组织模式、新的管理模式等）上，因此，具有综合性、复合性和集成性等特征。依靠这种生产条件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在使用价值上具有综合性、复合性和便捷高效等特点，不仅能够在较高程度上满足消费者的多方面需求，有着很强的市场竞争力和发展潜力，而且生产这些产品的劳动力也被认定为高于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在价值创造中发挥着“自乘的或比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的功能。这在市场中就表现为产品销售价格在“成本+正常利润”之外的高附加值。附加价值是相关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新增加的价值:从财务角度看，它是从企业的销售额中扣除各项成本后的余额,高附加值是超过产业平均水平的附加值：从市场营销角度看，形成产品高附加值的因素有许多，包括产品质量保证程度较高、产品信誉（如品牌效应、大企业、进口国等）程度较高、产品的历史文化价值（如收藏价值）较高和售后服务便利程度较高等。但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它们在使用价值上高于同类产品，其成因在于生产它们的“生产条件”以及“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高于社会平均水平。高附加值产品并非因产品供不应求引致价格高于价值（从而厂家可暂时地获得超额利润）的产品。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它通常是与高新技术、品牌效应和文化价值等相联结的产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补足我国在这些高附加值产品方面的短板，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在国际经济中，由于同一产业中各国的正常的生产条件、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差别甚大，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单位商品价值量在国际市场中呈现出“阶梯式”排列。正常生产条件较高、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较高的国家，其单位商品价值量中含金量较高，与那些正常生产条件较低、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较低的国家的同类产品相比，在价值量折算中有着乘数（或多倍）效应，通过市场机制（包括市场竞争），表现为具有高附加值。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运用现代高新技术所生产的高端产品，较多地选择了一个产业链上的多国合作生产的国际分工模式，由此，位处产业链低端的国家获得了国际订单，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促进经济发展，位处产业链高端的国家，通过将各种技术、零部件集成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获得高附加值的收益。这在产业链的运行中表现为，低端国家的厂家获得加工费（员工工薪+税收+一定程度的利润等），高端国家的厂商获得高额利润（其中包含超额利润）。改革开放40多年来，通过三来一补、补偿贸易等方式，中国经济介入了全球产业链分工之中，从外围进入低端再进入中端，但全球产业链的高端（尤其是关键性核心技术）依然为美国等发达国家所掌控。在这种格局下，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只能长期处于“跟跑”甚至“陪跑”的境地。2018年以后，美国挑起的中美贸易战和科技战，正是看到了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这一短板，试图运用产业链中的高端科技，抑制中国相关产业的赶超发展。显然，中国要进入全球产业链分工的高端环节，要提高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要获得较高的国际价值，必须“独立自主为主”地展开关键性核心技术的研发，在此基础上，推进中国产品从“制造”到“创造”的转变。鉴于此，面对美国在关键性核心技术方面的封锁，中国的应对之策需要把握好两个要点：第一，加快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性核心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关键性核心技术的研发，既需要深化基础理论的研究，又需要拓展商业化运用研究，为此，一方面应加大对科研院所的财政投入力度，激励相关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应发挥企业在高新技术产业化中的主力军作用，运用税收、金融和政策等方面的机制，激励相关企业和人员投身于“十年磨一剑”的久久为功之中。鉴于相当多高新技术最初来源于某种灵感，所以，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性核心技术过程中要特别关注“种子”的培育，发挥天使基金的作用。第二，形成沙盒监管机制，容许犯错和纠错。2015年3月，英国金融监管部门提出了“监管沙盒”（regulatory sandbox）理念，强调对被监管者而言，“沙盒”是一个金融科技机构测试各种金融产品、金融服务、商业模式和营销方式等创新的安全空间，它们的相关活动在遇到风险问题时，并不会立即受到监管规则的约束。关键性核心技术的研发是一个需要持续探索试错且历时长久的过程，既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也需要有足够的耐心，还需要建立充分的容错、纠错和淘汰的机制，否则，很容易发生前功尽弃的情形，或伤及科研人员积极性使得后期研发难以为继的情形。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进一步动摇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独霸地位，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日渐高涨。在此背景下，有人提出要建立超主权货币以替代美元，有人提出重返金本位以抛弃美元，也有人提出通过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以人民币替代美元，还有人提出了其他的设想。这些设想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主张用一种货币取代美元，但不改变国际货币体系中“一币独霸”的格局。马克思的世界货币理论强调，在世界市场中应同时存在多元货币体系。这实际上是市场经济中赋予市场参与者多元选择权在国际货币领域中的延伸，也是促使供给者之间展开市场竞争的基本要义。在市场经济中，如果一种商品只有一个供给者且这种商品缺乏替代品，则商品供给者就将处于垄断地位，需求者只能处于无选择境地。在国际市场中，如果只有一种货币，那么，众多国家就失去了世界货币的选择权。从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化历史看，远的不说，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1盎司黄金与35美元之间的兑换机制。在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前，对任何使用美元的国家来说，都有着美元和黄金这两种国际货币的选择权。如果美元币值不稳，从维护本国利益出发，众多国家就将选择持有黄金。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元的币值进入贬值区间，虽然美欧等主要发达国家之间展开了多次协调并干预汇率市场价格走势，但依然难以改变美元持续贬值的趋势，除美国之外的世界其他国家只得持续将美元兑换成黄金来维护自己的利益。1948-1971年间，美国的黄金储备从2.2万吨减少到8100多吨，这不仅动摇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也动摇了黄金等贵金属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迫使美国单方面放弃了美元与黄金的挂钩机制。1976年1月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临时委员会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举行了第5次会议（史称“牙买加会议”），就汇率制度安排、黄金问题、扩大基金贷款额度、增加会员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等问题展开了研讨，其中汇率制度安排、黄金问题引发了与会国之间的激烈争议。在最后达成的协议中，与国际货币体系变化有关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浮动汇率合法化，即会员国可以自由选择浮动汇率制度、固定汇率制度或其他形式的汇率制度，同时，会员国的汇率政策应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督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商。二是黄金非货币化，即废除黄金条款，取消黄金的官价，各会员国的中央银行可按市价自由展开黄金交易，同时，取消会员国相互间、会员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间必须以黄金来清算债权债务的义务。另一方面，逐步处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持有的黄金余额，其中1/6(约2500万盎司)的黄金按照市价出售，市价高于官价(每盎司42.22美元)的部分将用作援助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三是提高特别提款权的国际储备地位，即通过修订特别提款权的有关条款，使其逐步取代黄金和美元而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储备货币。牙买加会议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会议所确立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彻底瓦解，国际货币体系进入到美元“一币独霸”的时代。牙买加会议以后，国际货币体系形式上依然是一个多元货币体系，除美元之外，还有英镑、法国法郎、德国马克、瑞士法郎等币种可供国际市场的参与国选择。但实际上，多元货币为虚，美元“一币独霸”为实。从国际货币功能看，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后，美元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和其他国际经济活动中已经发挥了计价货币、交易货币、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等功能，且占有的份额高达70%左右。在这种条件下，美国并不愿意让美元退居与其他各种国际货币平起平坐的地位，而那些非国际货币的国家为路径依赖机制和国际经济交往的便利性所决定，也难以放弃美元而使用其他国际货币。从国际货币的规模看，除了美元已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占据主导地位外，美国的经济体量和经济实力是英、法、德等国所不可比拟的。要适应国际经济交往持续扩大的大趋势，向国际市场供给足够数量的国际货币，且承担国际货币的稳值义务，是英、法、德等国难以担负的，只能依赖美国。从对国际金融机构的影响力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名义上是一个多边组织且它的总裁通常由欧洲推荐，但它的各项重大事务（包括各项制度）必须有85%以上的投票权方能通过，由于美国拥有决定性的投票权(美国拥有的投票权比例虽然几经调整，但2016年以后依然占据17.69%)，使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际上成为美国操控的国际金融机构。同时，美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大股东。2015年11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次调整了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的各种货币权重，其中，美元为41.73%,欧元为30.93%，人民币为10.92%，日元为8.33%，英镑为8.09%。最后，从各种国际货币的走势看，几十年来，一般动态是美元的汇价变动之后，英镑、法国法郎、德国马克、瑞士法郎等国际货币才随之调整变动，鲜有其他国际货币的汇价变动后，美元跟随调整的实例。因此，美元是其他各种国际货币变动的中枢。2020年8月4日，黄金的国际市场价格突破了2000美元/盎司。如果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规定35美元/盎司黄金，则意味着如今1美元的含金量已不足1971年之前的2美分。近50年来，美元的含金量大幅下降，美国通过美元贬值获得了巨额的铸币税，但世界各国和地区对此依然无可奈何地接受。自14世纪之后，运用军事手段占领他国领土、建立殖民地成为早期帝国主义国家在国际社会的惯用方略。但二战以后，随着各个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帝国主义国家逐步认识到了占领他国领土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得经济资源，而这些经济资源在通常条件下是可以运用国际货币购买的。几百年间在殖民地发生的众多强力抗争、流血事件，令宗主国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与此相比，运用国际货币购买这些经济资源既是一条非暴力之路，又是一条易于为各方接受之路，由此，维护本国货币的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就成为这些国家的一个核心利益所在。1998年欧元问世之后，美元的“一币独霸”地位受到严峻挑战，美元与欧元之间的货币战争以经济、外交、政治乃至军事等各种方式持续展开，迄今未见休战。在这种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要与建立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的取向相一致。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逐步推进的实践进程。所谓逐步推进，就是要以中国经济实力为基础，适应国际经济政治等的变化，一步一步扎实地展开。以美国为借鉴，美国的GDP规模在1890年左右就已位居全球第一（英国退居第三），但美元成为国际核心货币还是历经了两次世界大战、1918年的全球性流感突袭和1930年之后的全球经济危机洗礼，历时50多年。所谓实践进程，就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应以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和其他国际经济活动中发挥计价货币、交易货币、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的比重提高而界定。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是建立多元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并非以人民币取代美元的“一币独霸”地位。2009年以后，中国人民银行以尊重市场选择为基础、以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和自由化为重点，通过建立健全便利人民币跨境和国际使用的政策框架和基础设施，积极推进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迈上了新台阶。2020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0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中披露，2019年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为19.67万亿元，同比增长24.1%，收付金额再创历史新高，人民币稳居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已有70多个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85%的国内外贸企业选择将人民币作为跨境结算主要币种，跨境人民币客户已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已与俄罗斯、越南等9国签订了双边本币结算协议，与印尼、土耳其等23国签订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中国已与新加坡、泰国等9国的货币实现了直接交易，与柬埔寨等3个国家的货币实现了区域交易。不难看出，人民币国际化的实践方兴未艾。2005年7月21日，中国迈出了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关键一步，放弃了此前单一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同时标志着人民币迈开了进入国际货币体系的决定性步伐。两国之间（从而相关各国之间，下同）的汇率由何决定，是汇率理论研讨的重心。马克思认为，汇率最终取决于两国之间的国际价值的差异程度。在“阶梯式”国际价值中，处于阶梯上位国家的货币内涵中价值量较大，处于阶梯下位国家的货币内涵中价值量较小，因而，在汇率中表现为前者多倍于后者。这实际上指明了，两国之间的汇率水平在本源上是由两国的经济实力决定的。从人民币与美元的汇价看，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中美经济实力的差距缩小，人民币与美元的汇价在长期趋势上将表现为人民币升值而美元贬值。这在汇市价格走势中表现为2005年以后，人民币汇价近乎单边上行，人民币兑美元的年平均价从2005年的819.17元=100美元，上升到2014年的614.28元=100美元。但另一方面，汇率走势也受到利率、物价、对外投资、体制机制等因素的影响。在开放型经济中，两国的利率差异将引致资金从利率低的国家向利率高的国家流动，这种资金流向、流量和流速的变化，通过汇市的供求格局调整，对汇价变动有着重要影响。2015年以后，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提高联邦基金利率，同时，中国加大了对外投资的力度，外汇储备数额从2014年的38430.18亿美元减少到2016年的30105.17亿美元，由此，人民币兑美元的汇价呈现出小幅贬值的走势，到2018年，人民币兑美元的年平均价变动为661.74元=100美元，较2014年下降了7.72%。人民币汇价的下跌（尤其是在2015-2016年间）引起监管部门的关注，同时，也激起了学术界的热烈研讨。一些人主张维护人民币汇价稳定，动用国家外汇储备积极干预汇市价格走势；另一些人则强调外汇储备规模的稳定是维护人民币汇市价格的基础性条件，动用外汇储备干预汇市价格走势将削弱这一基础，引致人民币汇价进一步贬值，主张积极采取措施稳住外汇储备规模。从实践效果看，后一种意见的实施推进了2016年下半年以后的人民币汇价稳定。虽然如今的国际货币体系已脱离了贵金属的基础，是信用货币为载体的汇价体系，但和贵金属储备数额对汇价的影响相比，外汇储备规模对人民币汇价稳定的内在机制与之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在贵金属时代，一国拥有的黄金储备是支持该国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其他国际经济活动的货币基础。黄金储备的增加，不仅标示着该国的经济实力增强，而且标示着该国的国际支付能力的提高。因此，马克思在研究汇兑率中特别重视贵金属的流出、流入情形和国际支付能力的问题。对人民币并非国际核心货币的中国来说，外汇储备规模的大小直接标示着中国对外支付能力的高低。在国际经济活动中，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曾长期拖欠债务，给对应的债权方造成了非预期经济损失，这更是使得国际经济活动中资金供给方（或货物供给方）关注中国的国际支付能力变化。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国家经济实力处于上行增强走势，外汇储备规模的骤减也将引致国际市场的参与者对中国国际支付能力的担忧，从而影响人民币汇价的走势。2015-2016年间，人民币汇率贬值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突然陡峭式缩减直接相关。人民币汇价稳定是指，在与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国际货币的价格对比中，人民币的汇价处于稳值状态。维护外汇储备规模的稳定是维护人民币汇价稳定的一个重要机制，同时，又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基础，这实际上使得外汇储备规模陷入一个两难选择的境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客观上要求人民币币值稳定，或币值有着上行可能。一个简单的道理在于，如果人民币的币值趋于下降，那么，中国的交易对手方宁愿选择其他币种（如美元、欧元等）而不选择人民币作为支付货币；如果人民币与美元、欧元等汇价保持基本不变，那么，鉴于人民币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使用空间比美元、欧元等国际货币相对较小，交易对手方使用的自由程度较低，它们也不愿意接受人民币，由此，努力维护人民币汇价稳定（包括人民币汇价下行的程度应低于欧元、日元等）实际上成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条件。但面对外汇储备中的各种外币与人民币的相对价格有着下行趋势，要维护人民币汇价稳定就要稳定外汇储备规模以保障人民币有着足够的兑付能力，进而就要付出巨额的外汇储备成本，并且，外汇储备规模越大也就意味着按照人民币计算的外汇储备成本越高。如果要通过缩减外汇储备规模来降低外汇储备成本，则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的目标又将面临挑战。有效权衡和选择人民币汇价稳定与外汇储备成本之间的利弊关系，对人民币国际化来说是长久之事。即便在短期操作中这也并非容易之事，同时还要取决于国际汇价变动中的契机把握。借助“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将人民币汇率稳定的资产基础逐渐从外汇储备为主转向中国在海外的投资资产为主，是破解上述两难选择的一条可选择之路。在发达国家的资金输出历史中，借贷资金输出曾是19世纪资金输出的主要方式，但进入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生产资金输出逐步成为资金输出的主要方式。这一方面是因为与借贷资金输出相比，生产资金具有更高的稳定性、灵活性和收益性，容易与资金输入国之间形成同舟共济的利益共同体，因此，是一种较容易被资金输入国所接受的一种国际合作方式。另一方面，是因为通过生产资金输出更有利于落实货币机制的安排。一个可供借鉴的实例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企业向东南亚乃至欧洲等国进行了一系列生产性资金的投资，建立了诸多以日元为结算货币的项目（公司），大大支持了日元的国际化进程，同时，在日元的升值中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时至今日，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各种功能发挥，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得益于日本企业前期和持续的生产资金投资项目运作。众所周知，贷款或借贷资本通常有着较明确的还本付息期限，受此制约，投资项目的规模、期限和产出能力等都受到明显的约束，一国内是如此，国际上亦是如此。从财务机制角度看，在运用借贷资金展开项目投资的条件下，如果借贷资金所界定的币种在借贷期内升值，则借贷资金输入国偿还借贷本金的债务数额就将上升；但如果选择的是生产资金输入（或资本投入），则不论生产资金（或投资的资本）是用何种货币界定，它的升值都不直接影响到资金输入国的债务负担变化。在“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推进中，曾发生一些国家因担心债务负担过重而对项目选择逡巡不前，致使“一带一路”建设进程受阻的情形。与此相比，选择资本性资金投入在多数场合易于为对方所接受，可能削弱受阻的程度。
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持续贸易逆差的背景下，美国逐步成为净债务国且国际债务数额快速增加。从国际经济学的一般原理看，美国已丧失对外投资的能力。但美国借助美元占据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地位，不仅没有放慢对外投资的步伐，而且加快了从债权性投资向股权性投资的转换步伐。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对外投资结构中股权性投资占比从不足50%上升到了60%以上。一个主要成因在于，资金输出数量多少意味着一国在全球经济资源配置中的能力高低。在借贷资金输出的条件下，随着借贷资金输出的增加，资金输出国的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能力有着增强的趋势，但随着借贷资金的到期本息偿付，资金输出国对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能力又有着逐步减弱的趋势。在资本性资金输出的条件下，由于股权通常并无偿还本金的期限，它与资本性资金输入国的资本合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如公司股本），共同承担经营运作风险，共享收益分配，长期发挥着资源配置作用，因此，对资本性资金输出国而言，股权性资本的数额及其在输出资金总额中的占比高低，标示着它对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能力的稳定程度和增长程度。中国是最大的净债权国，有着充足的外汇储备，在对外投资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更应重视发挥资本性资金在配置全球经济资源方面的长期效应。有人担心，股权性投资可能在被投资国的政局动荡中遭受严重损失，并举出了许多案例予以佐证，但实际上，不论对股权性投资还是对借贷资金输出而言，政局动荡都是一个不可小觑的重要风险。对此，破解的关键有三点：一是需要理智地认识到，对大多数政局动荡的国家来说，经济发展依然是根本，民心思定决定了动荡时间是有限的；二是可以通过多国（包括被投资国）联合投资的机制强化共同体效应，借此弱化政局动荡的负面效应；三是可以利用资本（股权）交易的灵活性来弱化政局动荡的冲击。从长远看，在国际经济运行和发展中，股权投资对全球经济资源配置的掌控能力增强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既有利于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打下必要的资产基础，也有利于为推动人民币汇率稳定机制从外汇储备向海外资产收益转换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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