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我国开启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新征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从三个方向阐述了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基本要求。走向共同富裕有“多途”，但和当前面临的挑战相关，可以通过以下三方面途径加快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
一、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
第一，要保持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其中包括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要实现这一目标，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和基础。 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和生产要素资本、人力资本、生产力提高幅度等潜能推算，“十四五”结束时，我国人均GDP可达13000美元到14000美元，能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到2035年，人均GDP接近23000美元，将非常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还差一点。如果通过一些必要的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到2025年将人均GDP提升到14000美元，那么到2035年人均GDP就可以接近23000美元，相当于今天葡萄牙的人均GDP水平，从而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这是我们必须达到的目标，也是走向共同富裕的一个基础。 第二，要保持经济增长与收入增长同步。历史上，GDP的增长和居民收入的增长常常是分离的。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GDP增长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同步性非常强，这意味着人均GDP的提高可以转化为居民收入的提高，居民能够共享发展成果。未来，还应继续调整国民收入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份额。同时，也要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各种收入差距。
▲晋江市安海镇溪边村美丽乡村一景（11月26日摄）。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 摄
第三，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要叠加发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居民收入差距，也就是基尼系数有所下降，但几年后又趋于平缓。基尼系数代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反之亦然。基尼系数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 事实上，初次分配是有极限的，不太可能把收入差距降到0.4以下。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经验来看，初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多在0.4以上，有些甚至超过0.5。之所以最终的分配结果都在0.4以下，有的甚至能达到0.3，是因为税收和转移支付实现了再分配。
因此，要想把收入分配结构改善到合理水平，必须借助再分配。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发展阶段，再分配应该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手段。而且，很多发达国家的经验也显示，虽然经济增长、技术变革、全球化可以做大蛋糕，但并没有自然而然分好蛋糕的机制，所以必须借助再分配手段。
二、促进和扩大社会性流动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促进社会性流动。历史上的流动，主要是横向流动，比如农民工从原来务农转移到非农产业、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沿海地区。但是，在横向流动中也有纵向流动，比如居民收入、身份、地位的提高，以及岗位提升等。这得益于两点：第一，教育水平改善速度非常快，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高校扩招，让更多的人进入教育序列当中；第二，经济增长非常快，蛋糕做得非常大。 而现在，我国已经进入中高速或者中速的增长时期，劳动力的流动显著放慢。在这个时候，更应关注向上的纵向流动。如果没有切实的手段，社会性流动容易变成零和博弈，相当于挤一辆公共汽车，你挤上来我就掉下去，这种现象会发生，也会产生社会冲突。中央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核心就是加速社会流动。 如果按收入将居民分为五组，从宏观看，每组的收入都在提高，这是今后必须保障的，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就谈不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从微观看，每个家庭的收入也在不断增加，这是过去的一个重要特点，但今后可能会出现零和博弈的现象，一些家庭的收入改善速度或将明显慢于其他家庭。从中观看，很多家庭可以从低收入群体或次低收入群体不断跨越收入组，进入更高的等级中，这些群体是社会流动的关键，也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
▲北京市民在通州运河商务区的一家咖啡馆内交谈。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 摄
因此我们提出，应该进入一个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计划，主要涉及以下三个群体。 “倍增”之一，脱贫后低收入农村人口。党的十八大以来，大概有1亿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脱贫，但他们仍是低收入群体。OECD国家的相对贫困标准是居民收入中位数的50%。2019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的中位数是14389元，它的50%就是7195元；2020年有所提高。 假设30%的农村家庭符合这个标准，总人数至少为1.53亿，数量非常可观。如果能够把这部分人培育为中等收入群体，将创造又一个共同富裕奇迹。 “倍增”之二，进城农民工市民化。2020年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是4549元，是中等收入群体下限水平。虽然农民工大部分也能算得上是中等收入群体，但只有把他们变成城市居民，他们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等收入群体，否则是非常不稳定的。比如2020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原因，外出农民工和住在城镇的农民工均减少了3%。 2020年，我国农民工总量28560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959万人。如果能够把这些人变成中等收入群体，意义非常巨大，足以实现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计划。
“倍增”之三，让老年人过上中等收入生活。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老年人口比原来想象的多，老龄化程度比原来想象的高。目前65岁及以上人口高达1.9亿人，60岁以上人口高达2.6亿人，这是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后备军。如何让老年人达到中等收入生活水平，是我们老有所养的基本要求。同时，这也是共同富裕的需求，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保证消费需求能够继续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基本条件。
三、社会福利全覆盖均等化
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讲道，经济增长会跨越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要素驱动，依靠资源和劳动力；第二个阶段是投资驱动，配合资源大规模投入资本；第三个阶段是创新驱动，依靠技术和生产力的提高；第四个阶段是财富驱动。 波特认为，在前三个阶段，经济增长都是上行的，而到了财富驱动阶段，经济增长是减速的，而且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停滞。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跨过了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阶段，当下需要做的，是把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紧密结合。 长期以来，特别是2012年以来，制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是供给侧，是潜在增长能力。但现在，随着中国人口趋近于零增长，需求侧的制约越发明显。这意味着，我国正面临双重制约。按照这个分类，中国需要把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这两个阶段和两类手段相结合，在供需两侧同时发力，既要保持必要速度，也要学会运用积累起的财富实现增长。
▲空中俯瞰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姚庄镇横港村（7月12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在这个发展阶段，现代化不能回避的就是中国特色的福利国家建设。如果人均GDP在1万美元到2.5万美元之间，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能够从26%提高到36%，那么这10个百分点的提高，就意味着能够基本建成福利国家。从现在到2035年，中国正处在第三和第四个发展阶段，所以必须真正建立起福利制度。 除此之外，建设福利国家也保证了人的基本需求，可以实现社会政策托底，支撑创造性破坏。否则，没有宏观层面的支撑就永远会在微观层面去保岗位、保产能、保企业、保产业，最后的结果就是旧的不能出去，低效率的企业不能退出。 福利国家是国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走的路。当然，我们有中国特色，就是七个“有所”：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是覆盖全生命周期的。 因此，在这一阶段，我们既要关注供给侧，保持潜在增长能力，也要从需求侧、共同富裕入手，保障消费能力的提升，以提高潜在增长率。
